由汉碑看东汉隶书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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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隶是西汉直至汉末的通用书体，然而，东汉公元140年以后的汉碑中出现了隶书、草书、行书笔意混合的作品。

东汉的汉碑书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秀美标致的艺术性八分隶书，如《礼器碑》《孔宙碑》《曹全碑》；另一种是追求行草笔意实用性的隶书，如《衡方碑》《张迁碑》。

在这两种形态形成之前，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太分明，有一个混沌的时期。刻于公元143年《北海相景君碑》是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代表。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东汉隶书的这两种形态特征，我们以《北海相景君碑》为汉碑隶书的发展开端，整理、分类探究各时期的汉碑隶书特征。

一、初有八分隶书特征的《北海相景君碑》

刻于公元133年《阳嘉残碑》是现今人们能见到的最早带有隶书笔意的汉碑，但是该碑只是对个别笔画如捺画、横画的波磔进行极端的强调，说它是隶书碑还有些牵强。

真正具有手写隶书八分体特征的应该是刻于公元143年的《北海相景君碑》。而刻于公元164年的《孔宙碑》和公元185年的《曹全碑》，才真正达到了正书体八分隶书的极致。

《北海相景君碑》具有典型八分体的波磔特征，但个别字还是带有篆书体风格，完全没有波磔的笔画。后来的《天发神谶碑》有模仿《北海相景君碑》的痕迹，二碑的竖画（垂直画）保留了篆书的笔意。

这样篆隶混合的《北海相景君碑》，可以说是隶书碑的出发点，以水平为主向着扁平体的八分体隶书发展，是隶书发展的第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是抛开八分体，向着方形的隶书方向发展。

而同时具有两种形态特征的碑刻是《乙瑛碑》和《礼器碑》，其都具有标准的八分体特征，但是扁平体的程度与八分体鼎盛时期的《郑固碑》和《曹全碑》相比较，还是有差距的。

以《郑固碑》为起点，人们从当时鼎盛时期的八分隶书中难以找到一个完美的隶书碑，但在某一个方面达到极致的隶书碑还是有的。

二、具有一定八分体标准规范的《张景造土牛碑》

《张景造土牛碑》除了竖画表现得不太稳定，其他笔画如横画、左撇、右捺比起《礼器碑》是有进步的，已经有了固定的表现方法。

事实上，到了《张景造土牛碑》时，八分体笔画标准规范已经存在，代表八分体主要特征的长长的横画波磔已经完备，短横的收笔也有意控制，其他笔画的表现也基本固定下来。这时已经具备八分体标准的代表碑刻有《孔宙碑》和《曹全碑》。

三、具有八分体标准刻法的《孔宙碑》

《孔宙碑》的长横水平体的表现已达到极致，虽然缺乏《曹全碑》那样的速度感和轻妙的笔触感，但它那如秤砣一样具有重量感的波磔表现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孔宙碑》是兼华丽、厚重、扁平于一身的八分体碑刻代表作品。

四、具有八分体书写笔意的《曹全碑》

《曹全碑》是字体风致翩翩、美妙多姿的汉隶秀美风格的代表，把手书的笔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把汉代的隶书碑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在众多的碑刻中，《曹全碑》的笔画、文字姿态、笔意再现都是孤绝的，但又不是孤立的。仔细研究《石门颂》会发现，《曹全碑》就是《石门颂》的再生，它与《石门颂》是一脉相承的。

把《曹全碑》与《史晨碑》相比较，如果《史晨碑》稍微提高书写速度，也可能看到与《曹全碑》相同的书写姿态，或者说，《曹全碑》与《史晨碑》具有同时代的书写特征，所以说《曹全碑》刻制于公元185年是有据可依的。

《曹全碑》比《石门颂》更加清楚地再现了手书体的流畅度、速度、力度以及入笔和收笔的方法，或者说，通过《曹全碑》可以看到书写者执笔的姿态。

《曹全碑》是纸上手书的八分隶书在石头上最完美的再现。《北海相景君碑》《乙瑛碑》是碑刻八分体的开端，到《礼器碑》时，已经具有表现手书八分隶的意味。

《张景造土牛碑》把《礼器碑》的八分体特性在刻法上固定化、标准化，而把八分体碑刻隶书的波磔特征表现到极致的还是《孔宙碑》。《曹全碑》又把八分隶手书体的笔触、笔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隶书八分体在汉代达到了两个极致，一个是将笔触笔意表现到极致的代表《曹全碑》；另一个是将波磔表现到极致的代表《孔宙碑》。

但是，《曹全碑》在石碑上淋漓尽致地再现八分体的同时，也意味着八分体隶书的历史终结了。因为这时手书的笔记体草书、行书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动摇了八分体隶书的根基。

五、具有行书意味的《张迁碑》

与《曹全碑》的秀美相比，同时代的《张迁碑》稚拙味十足，可以说是比较不耐看的汉碑。但是《张迁碑》诞生之时，是八分隶书体已经趋于颓萎的时代，也是草书体和行书体开始萌芽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手书体的行书如何在石刻上表现是个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最早的实验性碑刻就是《张迁碑》。《张迁碑》虽然古朴、拙劣，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未成熟的刻法，但其刻风在当时是最前端、最具有探索性的刻风。

《张迁碑》之后，出现了《谷朗碑》《王兴之夫妇墓志》《广武将军碑》《爨宝子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这些碑可以说是对《张迁碑》的继续探索，风格受到了《张迁碑》的影响。

虽然《张迁碑》还保留着部分八分体姿态，但可贵的是它具有行书体意味的表现。《北海相景君碑》《衡方碑》《张迁碑》虽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张迁碑》是直接与六朝行书体石刻相关联的重要碑刻。

《张迁碑》作为碑刻行书体的起点，看上去虽然字体无骨、姿态奇怪，但这些朴拙的特点正是行书体诞生初期的表现。

联系与区别

在以上碑刻隶书的五种分类中，第三、四类是同一时代的碑刻，与典型的八分隶《史晨碑》同时代的《衡方碑》，完全脱离了八分隶书特征，与华丽典雅的八分隶《曹全碑》同时代的《张迁碑》，也脱离了八分隶书的特征，一方是华丽典雅，一方却颓萎稚拙。

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碑刻，同时出现在2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东汉末期书法发展的特殊现象。同一时间段出现两种形态的碑刻，这说明并不是因为时间前后的原因。

而且研究发现，受地域差异的影响也是不存在的。如，山东既有《孔彪碑》等华丽精致的碑刻，又有《北海相景君碑》《衡方碑》《张迁碑》这样粗糙稚拙的碑刻。

同样的，陕西的《曹全碑》和《郙阁颂》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碑刻也是出现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地域的。

东汉末期碑刻隶书体的两种特征同时存在的原因，一是以取代正书体篆书为目的，如追求具有完备波磔和艺术性的“八分隶书”，以《孔宙碑》和《曹全碑》为代表；

二是忽视八分隶书波磔等基本特征，更注重字体的书写实用性，以《衡方碑》和《张迁碑》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到碑文书写时具有草书和行书体的意味。

东汉典型华丽的八分隶书与通俗实用的隶书长期并存，这完全符合汉字发展的两种属性，即实用性和艺术性发展的要求。

把《北海相景君碑》（143）、《衡方碑》（168）、《张迁碑》（186）、《谷朗碑》（272）放到一起比较，会发现它们是有很多关联点的，

如果再把《爨宝子碑》（405）、《大代华岳庙碑》（439）和《中岳嵩高灵庙碑》（456）加进来，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就更加清楚了。这些碑有种说不出的生气，这种生气正是行书体意味的表现。

在手书行书笔记体的影响下，西汉简牍书上形成的手书八分隶书体并没有一边倒地向八分体这一方向发展，而是出于对文字实用性的需求，形成了粗糙朴拙、带有行书笔意的隶书碑。

这让典型化的八分隶碑刻和带有行书体笔意的汉隶碑刻，从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同时存在着。汉隶和八分是隶书的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一直长期共存。

汉隶并没因为八分隶的流行而被取代，刻于公元186年的《张迁碑》和公元185年的《曹全碑》，就是汉隶和八分共存的例证。汉隶和八分虽为两种笔法系统，但两者长期共存。

秦朝统一之后产生了正书体篆书，篆书在书写时要求垂直纵向伸展，而隶书八分体向水平横向伸展。隶书虽不是正书体，但隶书的影响比起篆书更加广泛。

正因为隶书比起篆书更具实用性、便捷性，因而其得以广为流传。同时，粗糙朴拙、具有实用性的方形化隶书，是草书体和行书体走向成熟的试行书体，这与秦统一之前春秋战国时的字体异变分裂有一定关联。

结语

在漫长的书法史长河之中，建碑盛行的汉灵帝时代的隶书只是一个过渡时期。隶书的根基早已被后来代表六朝时代的行草体掏空，碑刻八分体只是在表面形式上还保持着象征大帝国的框架，

可以说，东汉时代的碑刻已经是下个时代的书体胚胎。在汉字的字体和书法艺术的书体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俗与雅、繁与简、草与正的矛盾，隶书的发展也从未脱离这一规律。

以上列举的汉碑书法等不同形态的出现，都符合这一规律，同时也符合文字本身的两个属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要求。

典型化的八分隶与通俗实用的隶书这两种矛盾形态在长期并存中演变发展，以《曹全碑》为代表的八分隶虽然取代了小篆，成为正书体，

但百余年之后便淡出了书坛，在东汉末期和魏晋时被以《张迁碑》为代表的实用隶书演变而成的行楷取代。可以说，汉碑书法各种形态的演变只是一个过渡期，是魏晋行楷书法的摇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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